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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之交的城市社会学新前沿(6)
我们如何才能扩展表述的领域从而体现其他的情况?我们如何才能在那些公司权力存在的同一场所捕捉非公司文化的存在,对这些场所进行新的解读?当我们重新认识了经济运行所根植的场所中心性和多样的工作文化中心性,我们仍就需要面对一个经济全球化所铭刻的有着高度地限制的领域。森尼特(Sennett, 1990: 36)认为“西方文化中权力空间已经变得相当精确”。此外,吉登斯(Giddens, 1991: 88–91)指出了当今社会存在的专业技术的中心性,以及与此相伴生的向专家体系倾斜的权力和信任。公司文化是精确化和专业化的一个表现。它的空间已经成为当今城市主要的权力空间之一。大城市中心或新边缘城市的密集的高楼大厦正是公司文化的存在之所——尽管我将会在后文中指出,它们也是非公司文化栖息的场所,但却被隐藏起来了。垂直的公司塔楼网络与水平的美国城市网络一样,充斥着同样的中心性和理性(Marcuse, 1987)。
通过移民,原本高度地方性的文化开始在许多大城市、在那些被精英们认为是超越任何地方性的国际性大都市中纷纷涌现。来自于世界各地的根植于某个国家或村落的地方文化,现在开始在诸如纽约、洛杉矶、巴黎、伦敦和最近的东京等城市再地域化② 东京现在有几个主要的工人阶层的移民集聚区,或合法或非法,移民大部分来自于中国、孟加拉、巴基斯坦和菲律宾。考虑到日本法律和文化对移民的限制,这种情况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难道仅仅是因为这些移民国家的贫困么?这显然是一个缺乏说服力的解释,因为这些国家贫困的时期已经相当长。我认为这是由于日本经济的国际化,包括特定形式的向这些国家的投资,以及日本逐渐增强的文化影响力,为日本和其他国家的联系提供了桥梁,并减少了与日本主观上的距离(见Sassen, 1991: 307–15; 1998: ch.4)。。
移民社区、黑人贫民窟,以及日渐衰落的旧工业区,在关于后工业城市经济体系的主流经济叙述中被构筑成一种贬值的、退化的混合空间(King, l996; Body-Gendrot, 1999)。公司文化将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细微或尖锐的差异,瓦解成一种无组织的另类(otherness),它在经济体系中没有位置,有可能仅仅是被边缘化地附着其中。因而再次制造了这些岗位及其从业者的贬值。如果不考虑这些,而仅限于关注经济系统中处于中心地位的部门的话,那么,关于城市经济的主流叙述所表现出的经济系统无非是有着更高秩序的统一体,而不是处于如此被分割的状态。
公司经济把这些经济和它们的从业者从经济的表现中排除,把它们当做另类。不处于公司经济中心的都被贬低。位于公司办公楼内以非公司化方式存在的都被视而不见。但事实是,大量的公司职员都是收入较低的秘书,他们大多数是妇女和移民。他们并没有被包括在对公司经济和公司文化的表述中。然而在夜晚,占据这些空间也包括经理办公空间的,却都是这些人群,他们为这些空间注入的全然不同的文化(体力劳动,在半夜休息、午餐),却不为人所知。
探讨这些问题的另一个维度是身体(body)。身体被城市化和都市化为一个独特的都市的身体(Grosz, 1992: 241; Sennett, 1994)。那些构建城市的特殊的地理、建筑和市政设施是身体的社会构成的重要内容。但这些对于某些学者如格罗斯(Grosz)而言,绝非是最重要的。她认为,尽管城市结构具有影响力,但家庭和邻里的结构和特性则更为重要。“只要能够产生明确的空间认知,城市就会引导感知”(Grosz, 1992: 250)。城市对于家庭和工作生活的组织起到重要作用,它将每一种活动分布在特定的区位当中;同样地,建筑的空间状态也可以被视为更大空间组织中的一个特定的组成部分。在此基础上,我进而认为经济的结构、空间状态和具体区位也同样具有影响力。以这样的多种方式,城市成为一种“作用于主体身体的”活跃的力量。
城市化的身体被打下了城市中诸多社会文化环境的印记,同时又反作用于它们(Bourgeois, 1995; Wright, 1997; Sennett, 1994)。这一多样性通过两种形式与经济空间交织在一起。一是这些社会文化背景作用于身体的多样化方式,构成了一种分割化并最终导致夸大价值或者贬低价值的机制,并通过十分具体的方式呈现(Anderson, 1990; Snow & Anderson, 1993; Feagin & Vera, 1996; Yuval-Davis, 1999)。
另一种方式是作为一种商品和交易重新进入主流经济部门的空间。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的观察很有意思,他认为,当今的全球文化不同于早期的帝国文化:它兼收并蓄,不断改变着版图以尽可能体现新的文化要素。霍尔(1991)早些时候认为,由大英帝国所代表的帝国文化是排他性的,总是致力于再造与他者的差异。而另一方面,今天的全球文化不可能吸纳所有,它一直备受争议,其边界也在不断变化。吸收的过程永远不会结束① 一个问题是,有关网络导致的空间中性化的早期争论,及其在空间中所需要或力求产生的价值系统,是否也伴随着文化的全球化而产生。对于网络而言,全球文化从来没有成功地中性化;但是吸纳确实改变那些被吸收的他者。对于文化而言,我们能够发现,与文化政治相伴的多样文化要素的吸收在大城市极为显著,它改变了全球文化,尽管它仍然是以西方以及西方的技术和意象为中心。(Appadurai, l996)。今天的大城市就是这样一个战略地点,多种动力以具体的方式物化其中。
文章来源:《信息通信技术与政策》 网址: http://www.xxtxzz.cn/qikandaodu/2020/1224/107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