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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之交的城市社会学新前沿(5)
这是一处根植于特有战略区位的空间。同时,它也跨越领土,连接了地理上并不临近但却彼此密切联系的地点。是否存在根植于地方中心性和新的战略区位地理格局的——比如说是新的全球城市网络的——跨国政治?这一地理格局显然超越了国家边界和旧有的南北之分,但它的跨界却是沿着有边界的“渠道”( fi lières)而进行的(Bonilla et al., 1998)。它是一种特殊而偏狭但并非无所不包的动力(Sassen, 1998: ch.10)。不仅仅是资本在全球网络中的流动,同时也是人们包括富人(新的跨国专业人员)和穷人(大多数是移民劳动力)的流动。它也是承接文化形式流动的空间,地方亚文化再领域化的空间。
如果我们考虑到大城市既集聚了全球资本的重要部门,也集聚了逐渐增加的弱势人口——移民、弱势妇女、有色人种、发展中国家巨型城市中的人口、贫民区的居民——的话,那么我们就能够认识到城市俨然已成为所有矛盾和冲突的重要场所(Fainstein et al., 1993; Wilson, 1997, 1987; Green et al., 1998; Hutchinson, 1997; De Sena, 1990; Comstock, 1991; Massey & Denton, 1993; Allen et al., 1999; Brar et al., 1993; Gans, l995)。同样,我们也可以认为城市是资本全球化冲突的场所,虽然卡茨尼尔森(Katznelson,1992)认为并不能如此简单地看待城市。
考量这一依托于城市的战略性跨国空间所蕴含的政治含义,途径之一是从新的空间诉求的形成来入手。城市确实是新诉求产生的场所:对全球化资本以及城市的弱势群体都是如此,前者将城市看作是“组织化的商品”(organizational commodity),后者如同资本一样广泛存在于国际化的大城市之中。城市空间的“去国家化”(de-nationalizing)以及跨国行动者新诉求的形成,引发了这样的问题:城市是谁的?
得益于新的法律制度、经济文化,以及国家经济体逐步地去除管制(Sassen, 1996: chs 1 and 2),国外的公司和国际化的商务人士越来越能够在任何国家和城市进行商务活动。他们是新的城市的使用者(Martinotti, l993)。这些新的城市使用者对于城市有着诸多的要求,并且在他们的意象中重新构建战略性空间。他们对城市的诉求很少受到质疑,就像他们给城市带来的收益和成本也很少得到考察一样(Burgel & Burgel, l996)。他们深刻地影响着城市的景观。马丁诺蒂(Martinotti)认为,他们极大地改变着城市的社会形态;这些城市使用者的新城市是脆弱的,它们的生存和成功依赖于高效的生产率、发达的技术、密集的信息交换(Martinotti, 1993)。这样的城市往往拥有机场、一流的商务区、顶级的宾馆和饭店,简言之,是充满了奢华之地。
或许另一个极端是那些通过城市政治暴动来表达他们对于城市诉求的人,他们声称自己缺乏那些新的“城市使用者”具有的合法性。这些诉求来自于对认同(recognition)和赋权(entitlement)的抗争,以及对应有权利的要求(Body-Gendrot, 1993; Fainstein, 1997; Wacquant, 1997)。当然,类似的诉求有着相当长的历史;每一个新的时代都有着特定的诉求表达方式。逐渐增多的“反常行为”(如砸汽车和橱窗,抢劫和焚烧汽车)在发达国家过去的十年中逐渐增加,或许就是一个社会经济尖锐不平等的信号——城市光鲜亮丽的时髦街区和城市问题地区的反差越来越明显。而这种极度鲜明的反差有可能导致更加残酷的冲突:新精英的贪婪和冷漠与贫困人群的无助和愤怒。
新诉求的形成对于主要城市日益增长的跨国政治活动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不同群体间已经尖锐甚至有可能更加尖锐的诉求表达的差异,突出体现在国际商务人员和大量的低收入的“其他”群体——移民、妇女和有色人种——之间;二是两种类型的诉求和诉求者中逐渐增加的跨国元素。这意味着政治的冲突根植于地方,但却具有跨国的属性。这对于城市社会学的挑战是如何把握已有的或者是新的跨界动力,但并不因此丧失对城市自身作为一个地点的考量。
全球化及其城市景观印记
尽管全球化过程包含多种多样的经济和文化,但正是籍由公司经济和新的跨国公司文化,经济全球化通常才得以体现在城市的景观上① 全球化就是一种冲突的空间;它的特点是纷争,内部的分异,边界的重叠(Appadurai, 1996)。全球化是一个提供差别的过程,只有将这些差异并置,我们才能够发现民族特征、民族文化和民族社会之间的区别。。然而,城市是多样性集聚的场所。留下空间印记的不仅仅是主导的公司文化,还有多样的其他文化和身份,特别是移民(King, 1996; Watson & Bridges, 1999; Zukin, 1991; Dawson, l999)。这种滑移(Slippage)是显著的:主导文化只能占据城市的一部分。尽管公司权力将非公司的文化和身份定位为“他者”,并因而贬低它们,但它们却无处不在。纽约和洛杉矶的移民社区和非正式经济就是两个例子。
文章来源:《信息通信技术与政策》 网址: http://www.xxtxzz.cn/qikandaodu/2020/1224/107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