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介绍
期刊导读
- 11/13SparkleComm统一通信使灵活工作更具成效
- 11/13中金网1111机会早报:年度通信盛会将至 5G商用新
- 11/13洋浦海事局强化专项整治 维护水上无线电通信秩
- 11/13“华西村”布局光通信,天下第“一村资本”渐
- 11/13黑龙江通信管理局深入开展APP侵害用户权益专项
世纪之交的城市社会学新前沿(3)
比如说人口迁移就是这样一种体现。藉此,新的跨国政治经济和跨地方的家庭战略得以构建(Portes, 1995; Bhachu, 1985; Mahler, 1995; Hondagneu-Sotelo, 1994; Boyd, 1989; Georges, 1990)。这一过程主要体现在一些大城市,因为大多数移民无论是在美国、日本或是西欧都集聚在这样的大城市,当然在发展中国家也是如此。在我看来,这已经成为当今全球化的一种基本构成,尽管它还未被全球经济的主流叙述所承认和分析(Sassen, 1998: Part One; Skeldon, 1997; Jacobson, 1998)。
这种状况包含着一种跨越国界的统合能力,但同时也使城市内部冲突更尖锐。全球资本和移民劳动力是跨国行动主体的两种主要形式,它们具有内在的统一属性,彼此之间在城市内部也会有所冲突(Bonilla et al., 1998; Sassen, 1991; 1998: chap.1)。研究这些问题需要在方法上避开传统的对政治精英、地方团体政治、社区联合会、移民社区等的研究视角。依据这些传统的研究视角,城市社会学已经将城市和大都市区的政治景观研究得较为充分了。在接下来的三节中,我将就某几个问题进行更为细致的探讨。
全球化和信息化:对未来城市中心性的影响
城市的概念是复杂而模糊的,带有特定的历史意义(见Park et al., 1967)。而一个更为抽象的概念或许就是“中心性”(centrality),这是历史赋予和造就的城市属性之一。这一属性与城市的边界和具体的城市没有太多关系。这些部分地是经验性问题:每个城市都呈现出不同的边界形态和内容构成。而现在的问题是,在发达的经济体系中,面对强大的促进区域、国家甚至全球尺度的地理分散和系统整合的新组织形式和技术,中心性得以持续的条件是什么(Graham & Marvin, 1996; Castells, 1989; Castells & Hall, l994; Brotchi et al., 1995)?从历史上看,中心性常常体现在一些中心(central)城市。但新条件带来的一个变化就是中心性的重新组织:今天的中心城市仅仅是中心性的一种表达形式。如今从新的跨国城市网络到电子空间,都成为了构建中心性的重要空间。
另一个我认为对于思考城市未来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关乎我们已经建立起的对城市及其与全球经济和新技术的关系的叙述(有关这方面的讨论,见Hannerz, 1992; Appadurai, 1996; Featherstone, 1990; Sassen, 1998: Chap.1 and 10)。对于发达城市经济的未来,占据主流地位的讨论是认为城市已经丧失了对于经济部门的引领价值。而我们则需要对这一观点给予检讨,因为全球经济和新技术发展的某些例证并不支持这一观点。我将在本文后面的两节中继续讨论这一问题。
最后,从更为理论化的层面上看,某些权力特性使城市具有了战略性。权力需要历史性地具体看待从而克服其概念的抽象,它一直在被积极地生产和再生产着。城市社会学的许多研究聚焦于权力的地方维度(Logan & Molotch, 1987; Porter, 1965; Nakhaie, 1997; Clark & Hoffman-Martinot, 1998; Domhoff, 1991; Zweigenhaft & Domhoff, 1999),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重要的成就。除了这类方法,当今权力结构生产的一个方面与经济权力的新形式以及某些形式的权利从公共政治领域向私人经济领域的重新配置有关(Sassen, 1991, 1996; Allen, 1999)。这带来了关于中心性的建成环境和建筑的问题,它们代表了权力的不同类型。权力是否有其空间的关联?权力是否有其空间的要素(moment)?从经济的角度看,这一问题可以具体阐述为:在所有权和控制权趋向集中的强劲趋势下,当前的经济系统是否呈现出一种缺乏物质集聚点的空间经济?我认为,如果缺失了权力维度的思考,对城市未来的讨论将很难进行。
在一定程度上,那些高度发达世界中的主要城市非常清晰地展现出我所讨论的这一过程,或者说最适合进行探索。然而,这些过程也越来越多地出现于发展中国家(Santos et al., 1994; Cohen et al., 1996; Knox & Taylor, 1995; Sassen, 2000),但它们常常隐匿在巨型城市中(Dogan & Kasarda, 1988; Cohen et al., 1996):纯粹是人口规模和空间蔓延产生了它们自己的规模体系。尽管规模和蔓延或许不会改变我所描述的权力平衡,但它们确实改变了某些属性的份量和我们对它们的认知。
解读中心性的一种途径是关注于城市层面之上的更大的动力而不是停留在城市层面。比如,我们可以发现全球化的地理格局中同时包含着分散和集聚的动力,后者只是在近些年来才获得了足够的关注(Knox & Taylor, 1995; Stren, 1996; Castells, 1989; Sassen, 1991; Gravestijn, l998)。大部分学术研究,关注的都是分散的模式(例如Bonacich et al., 1994; Sklair, 1991)。与全球化相关的经济活动在都市区、国家和全球层面的大规模分散的趋势,催生了对于高层管理和控制运行的集中化的新需求。比如,截止到1997年,全球范围共有50万个企业的分支机构分布在本国领土之外。作为企业整体运营组成部分的子公司和分部的大量存在,对总部的协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简言之,全球化和信息技术引致的经济活动的空间分散对于中心功能的扩展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因为在当前的经济体系中,这种分散是在控制力、所有权和利润持续集中条件下进行的(Sassen, 1991)。
文章来源:《信息通信技术与政策》 网址: http://www.xxtxzz.cn/qikandaodu/2020/1224/107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