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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之交的城市社会学新前沿(4)
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城市进入了我们的研究系统。城市再次获取了战略性的地位,因为它们是生产这些功能的场所。国家和全球的市场以及全球化的组织需要中心地来组织它们全球化的部署。金融业和高端公司服务业提供了全球经济体系运行和管理所必需的服务。城市是提供这类服务的理想场所,特别是对那些最具创新性、投机性和国际性的服务部门① 比如在财富500强企业中,仅有一小部分将总部设在纽约。但是那些在境外收入超过一半的公司,有四成却位于纽约。此外,即使是大的工业集团也倾向于将部分专业化功能的总部设在纽约。比如,总部位于底特律的通用集团,或是其他类似的公司,将财务总部和公共关系的总部设置在曼哈顿。。此外,信息技术的领军企业需要巨量的硬件设施,其中包括设施高度集聚的战略节点。在此,我们需要将全球化的传输/通讯能力和它们所赖以实现的物质条件区别开来。最后,即使是最为发达的信息技术业也有一个生产过程,尽管其产品是高度流动的,但由于资源组合的要求,其生产过程也依赖于特定的场所。一些专业研究文献已经对高端信息业的高度流动性产品进行了研究,但对那些包含高端专业人员、一般职员和手工劳动者在内的实际工作过程却没有给予关注。
此外,当我们开始审视更广泛的动力以探究地方化的模式时,我们就可以开始对跨国城市系统进行一些至少是初步的观察和总结。金融及专业化服务市场的全球扩展,飞速增长的国际投资引致的对于跨国服务网络的需求,政府对国际经济活动调控能力的减弱以及相应的与城市紧密相关的其他机构的地位的上升,所有这些都表明一系列跨国城市网络的存在。目前,研究所依赖的数据仍然不够全面;最理想的一组数据分析是由泰勒和他的同事整理和研究的(Globalization and World Cities Study Group and Network, l998; Meyer, 1991; Smith & Timberlake, 2000; 各种网络类型见Sassen, 2000)。但是,这一领域仍然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而且我认为这是非常必要的。很大程度上当今世界上的主要商务中心的重要性都依赖于它们的跨国网络。我一直认为,没有孤立存在的世界城市。从这一点来看,今天的世界城市和以往的帝国时代的首都形成鲜明的对比。
由主要国际商务中心形成的网络构建了新的地理中心性。在全球层面,最具影响力的新地理中心是主要的国际金融和商务中心,如纽约、伦敦、东京、巴黎、法兰克福、苏黎世、阿姆斯特丹、洛杉矶、悉尼和香港。但现在,曼谷、首尔、台北、圣保罗、墨西哥城也越来越具有影响力。这些城市之间的交流密度,特别是通过金融市场、服务贸易和投资的交流密度,增长迅猛,城市的重要地位等级也显著提升。这导致在同一国家内,战略性资源和活动在这些中心城市和其他城市之间的分配极不平衡。这对城市体系在国土领域整合中的作用产生了影响。尽管后者的状况还未完全显现,但最近十年能够清晰地看到在国土领域内的加速破碎化。当一个国家的主要城市成为新的日益加强的全球城市体系的一部分时,国家的城市体系开始部分地分解。
现在,我们无法再简单地根据城市中心的总部塔楼和公司文化来考量国际商务和金融中心。主要城市的国际性特征不仅仅依赖于通讯基础设施和外国公司的数量,它还取决于就业者和其他人员所存在的多样性的文化环境。这一领域的研究是极为丰富的(King, 1990; Zukin, 1991; Ruggiero & South, 1997; Skillington, 1998; Dawson, l999; McDowell, l997)。今天的主要城市一定程度上是后殖民主义的空间,同时也承载着后殖民话语形成的条件。对我而言,这是这类城市的未来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将在后面两节来讨论这些问题。
新的跨国政治地理格局
与新的跨界中心地理格局相伴生的是新的政治地理格局。主要城市不仅对于全球资本而言是战略性的空间,对于跨国劳动力和跨地方的社区和身份的形成也是如此(Smith, 1995; Mahler, 1995; Boyd, 1989)。在这个意义上,城市是新政治运作的场所。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地方中心性有可能为新的诉求,及其权利构成,特别是场所的权利构成的形成提供跨国经济和政治上的机会。至少也为新的“公民身份”提供了可能(见Klopp, 1998; Dawson, 1999; Holston, 1996; Torres et al., 1999; Mayer & Ely, 1998)。对于资本的跨国性和高流动性的关注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地方行动者的无助和反抗的徒劳。但对于这样一个场所的着重分析意味着新的全球战略场所组成的网络也是政治和权利纷争的领域(King, 1996; Abu-Lughod, 1994; Copjec & Sorkin, 1999; Berner & Korff, 1995; The Journal of Urban Technology, 1995; Dunn, 1994)。
文章来源:《信息通信技术与政策》 网址: http://www.xxtxzz.cn/qikandaodu/2020/1224/1079.html